经过反右斗争，党中央认为，经济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人民群众积极性高涨，经济建设可以更快地进行。八届三中全会在批判1956年反主张的同时，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定的经济建设中反保守、反优势的政策。全会决定开展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大讨论，推动农业快速发展。今年冬天，掀起了一场以水利建设为核心的全国冬季农业生产高潮，实际上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1958年1月、3月，中央在南宁、成都召开会议，为“大跃进”作进一步准备。

1958年5月召开的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提出“必须全力以赴，力争上游，以更快的速度、更好的质量、更好的效益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总路线，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早日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指导下制定的，片面强调了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议结束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建设高速化、大幅度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大跃进”体现在工业方面，首先是钢铁生产指标不断提高。在农业方面，主要问题是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被严重夸大。生产发展的高目标和夸张促使人们急于向所谓更先进的生产关系形式过渡。人们主观上认为，农业合作社规模越大、公有制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生产。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当年钢铁产量比上年增加一倍，并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这次会议迅速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推向高潮。目标过高、指挥盲目、浮夸夸张、“共产主义”作风的“左”倾错误严重猖獗。会议结束后，为在剩下的四个月内完成全年钢铁产量翻一番的任务，全国城乡掀起了全民炼钢群众运动。与此同时，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在没有认真测试的情况下，公社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基本实现了。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以“一平两调”为特征的“共产主义”思潮蔓延的过程，严重损害了农村生产力。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这个错误是有它的根源的。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处于被动状态，精神上还受到束缚，这方面我们还没有解放。”这句话，说出了全党的心声。这种破除迷信、艰苦奋斗、为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发展有所作为的精神是可贵的。广大干部群众的辛勤努力也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果。但是，经济建设和生产关系变革有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党低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难度和复杂性。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全党普遍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初步积累了一些好的、比较好的经验，但重视不够。与此同时，在过去的斗争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后，党内的自豪感明显增强。这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就不可避免了。

毛泽东是很早就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运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并努力纠正的主要领导人。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并要求纠正他所注意到的“左”倾错误。他强调要区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批评了废除货币、废除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张。 12月，在武汉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仍然高度评价人民公社的兴起。另一方面，对若干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批判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企图过早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潮。此后，各地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普遍整顿，遏制了草率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的现象。为了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度集权倾向，1959年2月和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从公社内部所有制划分问题出发，进一步纠正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 “共产主义”风格。在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确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所有制仍然是公社的主要基础。公社成立以来的账目已结清，补偿款物已退还。 1959年4月上旬，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召开。除了肯定人民公社整顿工作外，对基本建设投入也做出了调整。在此期间，毛泽东多次直接写信给从省级到生产队的各级干部，讨论了许多农业问题，要求讲清真相。他强调，要有动机，不能说谎。在筹备庐山会议过程中，毛泽东与一些领导干部谈话时进一步指出：大跃进以来的基本经验是全面平衡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在高产量目标的问题上，一定要做一点马鞍形，记住明年不要做。设置高度。

第一次郑州会议后，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作风、夸张作风、目标过高、盲目指挥等“左”倾错误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好转。这一时期提出的一些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路也具有长远意义。但由于对错误的严重性还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纠正“左”的努力仍然局限于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左”的指导思想的总体框架内。 ，所以局势并没有根本稳定。变得更好。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毛泽东指出，总体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很多，前途光明；根本问题是经济工作的平衡问题。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大跃进的任务。会议前期起草的《庐山会议各项问题协议记录（草案）》的基本精神就是纠正“左”倾思想。 ”。 7月1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致信毛泽东，阐述意见。他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了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 7月16日，毛泽东下令印发彭德怀的信，分发给全体出席会议的同志。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小组会议上讲话并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的基本观点。 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驳斥了彭德怀等人的不同意见，认为这是右倾的表现。于是，会议的主题从纠正“左”转为反对右。 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认定彭、黄、张、周犯了“反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本质上是党性、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随即，全党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斗争。

“反右”斗争造成了严重后果，严重破坏了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中断了纠正“左”错误的进程，使错误持续得更久。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原本是希望老百姓早日过上更好的生活，结果却是令人心碎的局面。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不应被忘记。

四、“调整、巩固、丰富、完善”方针的提出与政治“左”倾错误的发展

面对严重困难，全党下定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毛泽东在1960年6月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中说，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尚未认识到的必然境界，需要十年的时间来调查研究。 11月，中央就当前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发出紧急批示，要求全党以最大努力坚决纠正各种“左”倾。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这两件事表明，三年来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经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向新的调整轨道。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要求推进调查研究。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毛泽东在考察中发现，紧急指示函还没有完全解决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内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部成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两大问题。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6月，农村部分供应制度和公共食堂被废除。 9月，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基层公社规模的生产队。

八字政策实施之初，产业调整力度不够。 9月，中央就当前工业问题发出指示，强调要及时决策，必要时坚决退缩，把工业生产和基础设施指标降低到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与此同时，中央印发试行的《国有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该规定实施后，一系列国有企业规章制度得到恢复和建立，产业调整取得重大进展。

在经济工作调整的同时，科学、教育、文化等各领域也在进行调整。中央先后批量试行《关于当前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十四条科学意见”）、《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暂行工作规定（草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简称《高等教育六十年》）。 《关于当前文艺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后改为《文艺八条》）。这些规定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在科学文艺工作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文学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发表讲话，重申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属于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随后，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再次重申了这一科学结论，极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工作会议（七千人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草案，初步系统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他认为，出现缺点和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建设工作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是党内许多领导同志这几年不谦虚谨慎。 ，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和群众路线，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阻碍了党及时及早发现问题、纠正错误。这些观点，使我们党在勇敢面对现实、现实认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毛泽东在1月30日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以民主集中制为中心，强调无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讲述了三年“大跃进”的教训，阐明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规律的重要性，并承认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这些认识对于进一步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周恩来在会上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作自我批评，分别谈到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克服当前困难的主要办法。

这次会议取得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会议对缺点和错误更加务实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鼓舞了全党，使广大党员倍感舒心，对动员全党团结奋斗发挥了积极作用去克服困难。会后，国民经济和政治关系调整工作取得进一步进展。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大力精简工人，减少城镇人口；减少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停工、缓建大量基础设施项目；缩短产业战线，实施必要的关闭、停业、兼并、转让；我们将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进一步加强和支持农业战线，加强对农村基层的领导。这些果断举措，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各级干部的艰苦努力，调整工作较快取得了成效。 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暖。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市场货源紧张状况有所缓解。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开始小幅提高。政治关系调整的重点是恢复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调整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关系，消除“大跃进”以来的负面影响，加快对“大跃进”中受批评者的批评和惩处。反右”运动。筛选和改造党员干部。随着调整工作的逐步深入，许多地方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仅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使农业生产管理方式适应了农业集体化后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 。积极探索。

经过七千人会议前后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渐好转。但是，党的政治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并没有得到根本纠正，而且还在发展。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世界各种势力发生新的分化重组，形势动荡。随着中苏分歧扩大、中美斗争加剧，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日益紧张。这使得党认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包围中国，也影响了党对国内形势的评估。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愈演愈烈。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和苏联报刊发表大量公开信，攻击中国党和其他一些政党，宣扬外交霸权。 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从而探讨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反对主要政党和国家对其他党派和其他国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权主义。它顶住了苏联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党的尊严。然而，主要根据中国自身的经验和实践来评价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变化，也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认识。

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判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结合起来，提出了阶级问题、形势问题、矛盾问题，强调了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和阶级斗争每年都必须讨论。 ，每个月讲一次。这样，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就会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它标志着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左”错误的重新发展。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接受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而是“把工作放在第一的。”这样，全会以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就陷入了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政治上扩大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逐步发展；另一方面，政治上扩大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逐步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经济调整和恢复任务基本仍能按原计划进行。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针对农村干部吃得太多、占得太多、思想不清等问题，在一些农村和城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账户。这次运动虽然对解决干部作风、经济管理等问题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不少干部因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视为阶级斗争或党内阶级斗争的反映而受到批评。不当影响。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的“四清”运动，其中有一些过激的左倾做法，但它强调这场运动的本质是解决左派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运动的重点“是整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甚至认为在省和中央部门都有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与此同时，在思想领域也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 “左”倾错误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