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足已经成为所有脱口秀节目的负担;女足在世界杯小组赛中被淘汰,甚至没有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男篮输掉了2023年世界杯,失去了奥运会资格;男排彻底无望,而女排仍然依靠世界排球联赛。排名赢奥运门票……另一边,村超、村BA、村排几乎异军突起,在短视频平台上走红,成为中国体育的新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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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苏毅
编辑/罗达
笔者作为观察者,参与了行业内外对上述现象和话题的各种讨论。我深感一些表面现象被夸大了,一些实质性问题被扭曲了,问题的关键点没有抓住——谁能启动中国的体育产业?行业发展引擎?因此,我们在本文中进行探讨,希望能从现代体育的发展规律中找到一些路径的可能性,找到中国体育未来发展的关键点。
现代体育与职业体育
现代体育与传统体育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既是一种社会行为,又是一种商业行为。现代体育萌芽于工业革命时代,成长于传媒革命时代。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它已经影响到世界各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从梅西、C罗到库里、杜兰特,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体育界。它自己的类别。我们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但全球化和商业化的浪潮和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体育运动也是如此。
在当今反全球化思潮盛行的时代,只有体育依然高举全球化旗帜,逆全球化似乎不太可能。许多体育项目在世界各地人们的眼中蓬勃发展。
现在有一些思潮想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比如“三大体育只有全国性的体制才能搞定,所以如果回到运动队、体校的舞台,效果会比现在更好”。现在。”比如,“村超联赛是中华民族的世界杯,未来的世界杯是网友变成体育爱好者的世界杯。”根本原因还是一句话:体育并没有真正被当作一个产业、一个产业。
从全球对体育运动的定义来看,体育运动根据参与人数和难度分为三个级别:主要参与运动、业余运动和职业运动。我们通常习惯将Professional就是专业运动称为“竞技运动”。
不过笼统的说法虽然省事,但却会忽略一些细节。在专业人士眼中,Professional其实有两个细分:职业运动和职业运动。这两个细分有本质的不同。根本的区别在于培养运动员。资源从哪里来?如果来自政府,那就是职业体育。如果来自市场,那就是职业体育。
职业体育是现代体育的皇冠。放眼全球,足球、篮球、网球、高尔夫,再加上格斗和赛车,才算真正的全球性职业运动,而棒球、橄榄球和冰球还仅限于北美地区。另外,电子竞技虽不被传统体育产业认可,但其实际运行规则已经是职业体育了。世界上只有十个职业运动项目,而这十个运动项目都建立了很多核心赛事体系。该事件系统称为真实IP。
上述分类推导逻辑必须引起重视,因为这一点常常被忽视或混淆,造成更多的混乱和误解。因此,本文讨论的是在中国体育中很少被提及但在全球体育中却最为常见的“职业体育”。
之所以探索这个方向,首先是职业体育具有较强的商业IP价值,能够保证市场参与者按照最市场化的原则持续运作,而不受某些非市场因素的干扰和阻碍;其次,职业体育运动对整个体育产业有着巨大的带动作用。比如乔丹和梅西,都是在职业体育产业化进程中诞生的。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垂直运动爱好者的追随,他们推动了相反的方向。整个项目和行业。
如何定义职业体育?
对于职业体育,最简单的定义之一是“参与其中的相关主体均利用体育表演获取商业收入的体育项目”。因此,参与职业体育运动的主体都是以营利为目的,这是正常合理的。包括联赛、俱乐部、运动员等参与主体,以及为职业体育服务的转播商、赞助商、场馆运营商、器材供应商、营销中介公司等服务主体。
这里还有一个很通俗的定义,就是参与运动的人数比例,即参与运动的人数与不参与而只是观看的人数之比。该比率没有确定的值。基本上超过1:2就算是一项可以职业化的运动了。以足球为例。全球参与人数约为3亿,但观看人数至少有30亿,比例为1:10。篮球运动的参与人数略高于足球运动,但观看人数约为15亿人,比例为1:5。部分。
一般来说,定义为职业体育的项目是观赏性很强的项目,依靠吸引大量球迷观看比赛并购买比赛相关产品和服务来获取商业利益。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可吸引投资机构投资。
职业体育主要分为三大实体,即联赛、俱乐部和球员。在网球、高尔夫等个人运动中,球员工会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俱乐部的角色,但更多时候是联赛与球员的关系。在集体运动中,美国体育联合会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品牌力,而在欧洲,俱乐部相对独立,知名度更高。同时,在职业体育中,球员的吸金能力很强,是核心资产。不过,这些核心资产都是有期限的,很多联赛和俱乐部都具有长期价值。这些都堪称顶级体育IP,具有很大的价值。商业价值高。
由于职业体育是以商业为目的的,商业收入实际上是判断其是否职业体育的依据,即商业赞助(Sponsorship)、转播收入(Broadcast)加上观众收入(Matchday)是三大主要收入。
因此,主体不明确、不能同时产生三项收入的体育项目不属于职业体育。那么在这个框架下,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职业体育面临的问题。
职业体育竞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说到职业体育,我们先从第一项运动——足球开始,或者干脆从大众最熟悉但其实很陌生的中国足球开始。
据说,中国足球比几十年前更糟糕、更混乱了。但事实上,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与其说我们退步了,不如说事情的真相很可能是国际职业足球的进步,导致了我们的衰落。从国际竞争力来看,我们已经落后了,所以我们有一种越来越差的错觉。而且,受疫情影响,中国队伍参加全球高水平比赛的机会大幅减少,使得这种差距在短期内更加明显。
目前,中国男足征战欧洲五强联赛的球员为零,而邻国日本和韩国则有超过200、100名球员征战欧洲联赛,而且征战欧冠和欧联的人数也不少。联赛俱乐部。亚洲杯决赛名单中,韩国海外球员有14人,日本海外球员有22人。
让我们看看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女足吧。随着欧洲女足的职业化,目前效力于欧洲顶级职业女足俱乐部的中国球员屈指可数,而不少日本、韩国球员已经在欧洲顶级联赛中站稳了脚跟。中国女足与日本、韩国的差距其实在拉达,与欧洲顶级球星更是无法相比。
再看看篮球,无论是NBA还是欧洲联赛,中国还没有出现过像姚明、王治郅、易建联这样的海外球员。周琦这位曾经国内最好的中锋,也曾在国内俱乐部的转会中迷失。
中国职业体育缺乏的是走出去的能力、勇气和毅力,而国内职业体育市场的不完善更是助长了这一趋势,比如国内球员薪资不正常、国内球员参赛名额保护等。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高尔夫和网球这两项基本以个人为主的职业运动,我们会发现风景完全不同。
他们的模式大致是这样的:球员通常由家人或市场提供训练、比赛费用和机会,并拥有商业价值的开发权。当国家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代表国家最高层,为国家而战。这种模式在训练、管理和比赛方面,中国球员基本与国外职业体育看齐,并且往往有面向市场的团队提供全方位服务。
尤其是疫情期间,训练和比赛基本都是在国外进行,因此中国球员的水平无论是在美巡赛、欧巡赛、亚巡赛还是各大网球公开赛上,水平始终处于比较好的状态。此外,尹若宁还曾短暂登上9月世界顶级高尔夫女子排行榜榜首。未来,这两个项目的后续人才也将陆续涌现,形成职业体育良好的梯级发展路径。
虽然过去十年我们组织了很多世界级的比赛,但这样的综合性比赛实际上并不等同于真正职业体育的发展。从职业体育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的发展落后于世界。由于逆全球化以及三年疫情带来的沟通不便,中国职业体育遭受了较大挫折。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处理呢?对内改革开放将使中国体育全面回归全球竞争格局,这是每一个体育产业管理者都需要关注的。
中国职业体育遇到哪些问题?
中国体育的发展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经济的一个缩影。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于1984年开始参加奥运会,并逐渐融入世界。中国的经济也开始快速发展。 40多年后,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极大影响着全球经济。
与我们在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不同,中国在职业体育方面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中国职业体育的未来发展,寻找适合中国特色的体育发展道路呢?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战略: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看,我们多年来一直围绕“奥运战略”,多投入奥运项目,少投入非奥运项目。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全运会、省运会、市运会体系中,体育系统的资源是自上而下规划和配置的,但社会资源的投入却没有机会融入到整个体系中,只能从下往上慢慢渗透到系统中。
每次我们谈论中国体育的改革,总是会陷入全社会面临的许多复杂的系统性问题。这里有教育体制改革(体教融合)、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法人团体监管)、新闻舆论监督改革(体育明星粉丝圈)等问题,剥离后作茧自缚,我们还是要抓住问题的关键。什么才能真正启动中国职业体育发展的引擎?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在中国经济腾飞初期,从未去过中国的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他的著作中写道: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科斯定理”,后来被中国经济学界奉为指南,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过程。
“科斯定理”的一般解释是:“只要产权清晰,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那么无论一开始产权被赋予给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是将高效并实现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
“科斯定理”中有两个关键词——“产权清晰”和“交易成本”。回顾中国国内经济改革的进程,每一次历史转折都伴随着两个原则:产权制度改革更加清晰和社会交易成本降低。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谈到了职业运动的定义。基于“商业利益”的一般逻辑,我们将研究“产权清晰”和“交易成本”这两个概念如何帮助中国职业体育找到自己。真正市场化的关键是按照市场经济理论来看待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这也是本文的核心脉络。
中国不存在永久产权,所以无论是土地、房产的50-70年产权,还是某些公共设施的特许经营权,都是有年限的,而且市场接受了这一点。但对于短期经营权或无产权的项目,由于没有长期合同作为保障,其市场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市场都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从中国职业体育的分化就可以看出。
从“红山口会议”,对中国足球体育化、职业化建立的激烈讨论,到中超联赛的“金源足球”,给中国足球留下了很多麻烦。花的钱不能说是少,但为什么越扩大就越败? ?虽然三大联赛先后成立了中超和CBA,但这种管办分离并不是真正的产权或特许经营权独立。 CBA授权期限最长为十年,今年仅剩三年。 ,目前还不清楚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而且,从股东结构到组织运作,一切都没有逃脱原计划分配的阴影。
大家都看到,中超联赛和CBA联赛中发生了很多混乱和奇怪的事情。其实,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建立基于产权制度的合理的市场化管理组织,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在以个人项目为主的高尔夫和网球项目中,运动员的财产权属于个人,赛事在商业运营上完全独立。因此,中国运动员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有很大的商业运作空间。
说完产权,我们再来谈谈“交易成本”。
职业体育的高度商业化会产生大量的职业分工。这种分工最终催生了一个特殊的组织,叫做同盟。联盟降低了独立体育俱乐部与外部合作伙伴以及内部合作伙伴之间的交易成本。这就是职业体育与其他企业组织有很大不同的原因。一点点。
职业体育联盟应该在帮助俱乐部增加收入方面发挥作用。同时,联赛层面应有严格的财务公平制度,控制参与者的无节制投资,保证整体健康发展。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在金源足球阶段,各俱乐部独立运作,联赛唯一能控制的就是赛制中的奖惩,而不是企业式的运营模式。到了后金元时代,更是入不敷出,联盟的诉求完全靠行政命令来支撑,进一步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形成了恶性循环。
我们再来看另一点。因为有产权制度的支撑,职业体育发达的联赛都支持俱乐部转会。他们还拥有完善的球员转会法律法规体系和完善的球员权益保护机制。这就是职业体育的运作方式。核心机制,但放眼中国职业体育,中超俱乐部的转会不能离开所在城市。 CBA球员转会矛盾频发。中超和甲级联赛的球员严重欠薪。在此基础上,市场效率已完全丧失,交易成本极高。 ,自然没有资金愿意投资这个行业。
总结一下作者的观点:
如果将职业体育的IP或长期运营权授权给独立的市场化联盟公司,并以市场化方式对整个联盟进行运营和管理,应该是投资领域不可多得的稀缺资产在资本市场。依托这个产权改革俱乐部,运动员和服务机构都充满了活力和商业价值。
未来
中国体育遇到的问题是系统性问题,我们必须走的道路必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我们并不是放弃“奥运战略”,而是将其更加细化:
1、职业体育的奥运项目很多都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一些项目,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这些项目应遵循职业体育的商业逻辑,以降低交易成本为原则,尽可能推进产权改革,构建完整的职业体育体系;
2、对于非职业奥运项目,或者参与人数较少的非奥运项目,如跳水、举重,或冬季两项等冷门项目,仍需保持对职业体育的投入和国家体系的优势;
3.对于群众基础广泛或较新的非奥运项目,应尽可能将管理权下放给市场,让市场激发活力,同时让社会机构参与进来,认为市场化和社会公益能够结合起来发挥作用,管理机构要少干预多鼓励,少监督多帮助,着力建立更广泛的行业标准。
为什么有这么多类别?因为体育产业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体育场馆、全民健身、基础体育训练和业余体育赛事等,都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公益性特征。如果要完全市场化,将带来巨大的成本投入。中小型社区体育场馆回报较低,有点像图书馆、博物馆,不能纯商业化运营。因此,这部分需要政府和全社会共同承担。
本文所说的职业体育产权改革是一种制度性改革。产权(特许经营权)的明确只是第一步,但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产权改革完成后,市场化运作也需要逐步寻找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可行路径。
“不迈小步,就无法到达千里。”只有以推进职业体育项目产权改革为基础深化我国体育改革,我国才能真正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只有这样,体育产业才能成为朝阳产业、绿色产业,逐步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才能更好地展示国家形象,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可度和亲和力,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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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
苏亦君德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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